24对血防夫妻
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”的号召发出后，疫区医学院校大批的毕业生都被分配到血防战线。许正元就是当时从苏州医士学校毕业来到无锡血防所的。“背个铺盖卷就下村了，住在农民家里，吃饭自己烧。”许正元说，血防人员都是单兵作战，一人包一片。一条沟一条沟逐个查，哪里有钉螺，哪里有粪便污染，都要详细记账，然后公社发动群众，血防人员指导，消灭钉螺。一个村干完了，就到下一个村去，如此往复循环。每年钉螺密度虽然经常有反复，但是几年下来钉螺还是不断减少。
曹奇1964年3月从南京医学院毕业分配到无锡血防所，第一天来报到，正赶上紧急任务，马上要下乡去调查。结果他连宿舍的门都没有时间找，让所里后勤的同志把铺盖卷接过去送到宿舍，自己转身就下乡了。
所里有不少女同志也都是跟男同志一样在村子之间吃、住、跑，水路多还必须学会划船。1954年毕业于江苏省医学院的刘惠生同志，有一次在昆山千灯到河中间的荒草滩查螺，乘小木船过河时，因船底漏水，船突然进水下沉，船上的几个人掉到了河里，泡在河中间，幸好被过路的船救起。还有一次她在实施洒药方法的现场实验中，突然火药爆炸，使她的手、脸、腿烧伤，所里其他同志也象这位市劳动模范、“省三八红旗手”一样经历过水与火等种种严峻的考验，为了血防事业他们却从不退却。
孙庆祺夫妻两个都在所里搞血防，他查螺，爱人查病。两人各自往返疫区和所里，“我来她去”，经常擦肩而过。孙庆祺记得有一次回家发现女儿病了，到医院检查是猩红热，爱人下乡不在家。第二天他还要出差，好在爱人就在无锡县，于是给她打电话，并把女儿送到传染病医院。在病房里，夫妻俩碰面了，孙庆祺清楚地记得他一共说了三句话：“她生病了”，“是猩红热”，“我要走了”。然后就匆匆走了。
像这样的“血防夫妻”，包括首任所长肖荣炜和夫人叶嘉馥，无锡血防所的老一辈中有24对。“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，就是响应党的号召把工作做好，什么都顾不上想。”孙庆祺说。
血防是场持久战
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，由于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”的号召和《送瘟神》诗的发表，新中国掀起了第一次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。从中央到县里、乡里都成立了血防领导小组，宣传声势浩大，大批血防人员深入每个村庄，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整治河道清除钉螺。“天连五岭银锄落，地动三河铁臂摇”的“人海战术”在10年间明显遏制了血吸虫病的流行。
“血防是场持久战，不敢松懈。”孙庆祺介绍说，到1965年江苏的血吸虫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。但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，血防工作也受到一定冲击，人力物力上都放松了，很快一些地方就出现了血吸虫病急性感染。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，所以到了1970年，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发出了专门文件，掀起了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。
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，血防灭螺方法有了很大改进。灭螺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结合起来，同时灭螺也由单纯的挖沟掩埋，增加了药物浸泡方法，提高了效率。到1976年，江苏的钉螺面积下降了98%，病人治愈90%以上，全省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。
“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江苏全省钉螺面积下降到1000万平方米左右。”现任江苏省血吸虫病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血防科主任黄轶昕说，但是到了80年代，血防形势又面临挑战，因为农村生产体制发生了改变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血防的组织保障和人力投入。
1981年后，江苏湖沼型的钉螺面积开始迅速增加，到1992年上升了10倍。钉螺和人的血吸虫感染率也随之提高。1989年出现了南京周家山等地的血吸虫病急性感染大爆发。虽然1992年开始我国引进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，用于血吸虫病人的化疗，但是由于钉螺没有得到控制，极易重复感染，血防工作收效甚微。
“以前很有效的方法，后来不能用了。”老血防们感慨说，第一群众发动力度不如以前了，人力不足；第二随着物价上涨，药品更贵了，而经费投入不足；第三，血防队伍在搞活经济的年代也开始创收，人员在减少，基层网络不健全，血防本身又苦又累钱又少，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。
1989年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爆发再次敲响了血防警钟，为此江泽民总书记给湖区血防五省区写信“再送瘟神”，掀起了防治血吸虫病的第三次高潮。虽然这期间出现1998年长江流域洪水，钉螺血吸虫感染率一下子增加了20%。此后直到2003年，急性感染还时有发生。1990年国务院作出《关于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决定》，省政府于1991年人大立法通过《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管理条例》，由于政府牵头、财政保障和坚持不懈防治，整体形势一直比较稳定。目前，我国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（市、区）中，已经有5个消灭了血吸虫病。
随着大部分市县血吸虫病的消灭，沿长江两岸的江滩成为江苏省血防人员要面对的“残敌”。江苏处于长江的下游，因为水位和整个流域大环境的变化不确定性，扫尾工作还很艰难，要消除这最后的血吸虫病危险，还需要打持久战，才能彻底把瘟神送走，实现“借问瘟君欲何往，纸船明烛照天烧”。